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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呆

一个读书不求甚解、但求自乐的呆子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古籍小常识  

2010-01-29 00:03:17|  分类: 抄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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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的序跋

序跋作为一种文体,都是叙述一书作意(包括宗旨、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)的文字,以今人习惯而论,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,有时也称作序言、题记、弁言、前言等等;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,有时也称“后序”、“后记”、“题跋”、“跋尾”等等,如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、文天祥《指南录后序》等就属此类。

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,跋亦相同。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。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,如“赵序”、“钱序”等等,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。

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,而是在书后。如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,其最末一卷为《太史公自序》;再如《汉书》一百卷,其最末的《叙传》,即作者班固的自序。汉王符著《潜夫论》三十六卷,末卷《叙录》,即其自序,也在全书之末。直到齐梁之间,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,仍遵循古例,全书最末一篇为《序志》,正是刘勰的自序。

在简册时代,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,就是说,那时的书籍,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,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,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,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。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,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,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,而这种装订,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,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,从阅读角度说,就已显得不便,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,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。如杨雄的《法言》,其“序旧在卷后,司马公集注,始置之篇首”。(见[ 宋] 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)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,司马光注释《法言》时,尚存李轨、柳宗元、宋咸、吴秘的注本,并说:《法言》“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,盖自《书》序、《诗》序以来,体例如是。宋咸不知《书》序为伪孔《传》所移,《诗》序为毛公所移,乃谓‘子云新旨,反列卷末,甚非圣贤之旨,今升之章首,取合经义’。其说殊谬。然光本因而不改,今亦仍之焉。”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,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《法言》序移到书后去,这在一定程度上,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,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。至于李清照、文天祥等特冠以“后序”二字,就更说明,至迟到南宋,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。

对于古籍来说,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、旁人写的他序之外,往往还有整理者、刊刻者的序。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《出版说明》,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如清阮元《刻< 山海经笺疏> 序》,其中说:郭景纯(按即晋人郭璞)注,于训诂、地理未甚精澈,然晋人之言,已为近古。吴氏《广注》(按即清人吴任臣《山海经广注》),征引虽博,而失之芜杂。毕氏(按指清人毕沅)校本,于山川考校甚精,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。今郝氏(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)究心是经,加以笺疏,精而不,博而不滥,粲然毕著,斐然成章,余览而嘉之,为之刊版以传……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。

这段序文历述《山海经》的各个注本、校本,评其优劣,要言不繁,一箭中的,甚有参考价值。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,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。

至于跋,明人吴师曾《文体明辨》说:“按题跋者,简编之后语也。凡经传子史、诗文图书之类,前有序引,后有后序,可谓尽矣。其后览者,或因人之请求,或因感而有得,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,而总谓之题跋。”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,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。跋的内容亦较灵活,或抒情,或考订,或议论,长短不拘。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。 

古籍的名人手泽

古人读书校书,常常随手在书上记下读校时间,或记下其它感慨。这种随手写下的即兴文字,就其内容讲,不同于不般意义上的题跋,通常称为手识或手泽。这种手泽,不仅反映了该书的实际流传情况,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。如被日人收藏的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,共十三册,每一册的末尾都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第六子──陆子的手识。其第一册写道:“其月二十一日,陆子三山东窗传标。”第二册写道:“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,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。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册,即第十三册的手识:“端平二年正月十日,镜阳嗣隐陆子,遵先君手标,以朱点传之。时大雪初晴,谨记。”从这些手泽中我们不难看出:①这部《周易注疏》是陆游读过的,陆游不仅读过,还作了句读。②陆子所标,系“遵先君手标”,也就是他仅仅用“朱点”重复了一下他父新陆游所作的句读。③陆子称“镜阳嗣隐”,并且是在“三山东窗”完成读易的。

考三山在浙江山阴县的镜湖之中,陆游中年以后即卜居于此。

而所谓“东窗”,即陆宅龟堂的东窗,这是陆游与家人聚坐和读书的地方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七有《与子虞、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》一诗,卷三六又有《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》一诗,其中有“北庵睡起坐东厢”一句,知所谓“龟堂”是陆宅中的东厢房。卷三十三有一首诗叫《读易》,陆游写道:羸躯抱疾时时剧,白发乘衰日日增。净扫东窗读《周易》,笑人投老欲依僧。

陆游十分重视“六经”,他在《六经示儿子》一诗中(诗见《剑南诗稿》卷三八),说“六经如日月,万世固长悬”。并且说“我老空追悔,儿无奈壮年”。趁着年富力强,好好读“六经”。

显然陆子遵从了其父的这一教导,而且还按着陆家的传统,在“东窗读易”。不用说,陆游诗中的《周易》,就是现藏日本的这部《周易注疏》,而陆子的十三条手泽,又每一条都可和陆诗相印证。这部书无论从文物角度(名人读阅本),还是从实用角度(宋本、且有句读),都具有很高的价值。因此,1955年该书被定为“日本国宝”。

清朝乾隆四十年敕修的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即著录一书的名人手泽。如卷三所收《六臣注文选》,即著录元明诸家手泽多条,其中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题识最为有名,他写道:霜月如雪,夜读阮嗣宗《咏怀》诗,九咽皆作清冷气,而是书玉楮银钩,若与灯月相映,助我清吟之兴不浅。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,子昂识。

这是说,该书刊刻与纸墨的精良,促进了他读书的兴趣。《书目》的编者说:赵氏的题识“作小行楷书,曲尽二王之妙。其爱是书也,至足以助吟兴,则宋本之佳者,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。”可以看出,赵孟的这一题识本身,由于“曲尽二王之妙,已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,至于这部《文选》全书,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

古籍的流传

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,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;纸普遍使用之后,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,古籍开始以“集”的形式流传;雕版印刷盛行之后,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。

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,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──竹简太笨重。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,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。即以四十个字算吧,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,这就是说,一部五十万字的书,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,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,都是十分可观的。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,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。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,在《史记。管晏列传》中说: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……”他在同书《老子韩非列传》亦说,韩非“故作《孤愤》、《王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”我们不难看出,司马迁所列举的,都分别是今天《管子》、《韩非子》两书中的篇名,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。古籍的单篇流行,带来了下列后果:①一个作者的书,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,不相统一;②一部完整的书,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,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。如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,从司马迁写成,到班固《汉书。艺文志》著录时,就已有“十篇有录无书”,即是典型的事例。

魏晋之时,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,已逐渐普遍使用。

晋人传咸称纸“含章蕴藻,实好期文”。并说纸有“揽之则舒,舍之则卷,可屈可伸,能幽能显”的优点(以上引文均见《纸赋》)。这样,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,而以多篇集在一起,即“集”的形式流传了。《四库总目》“别集类”的上序说:集……其自制名者,则始张融《玉海集》,其区分部帙,则江淹有前集,有后集;梁武帝有诗赋集,有文集,有别集;梁元帝有集,有小集;谢有集,有逸集;与王筠之一官一集,沈约之正集百卷,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,其体例均始于齐梁。盖集之盛,自是始也。(卷一四八、集部、别集类)

“集”的流传形式,大体有下列特点: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,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;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、门弟子编定、较为可靠;③由于“集”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,钞写并不容易,故书籍很受人珍视,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,反复校勘,绝少讹误,精本较多。

自唐以后,雕版印刷盛行,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,而且,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。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:①书籍很容易得到;②刻版尚有讹误,则广为扩散,甚至以讹传讹;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,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。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;同时,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。

古籍的刻工

刻工又称“镌手”、“雕字”、“刊字”、“雕印人”、“匠人”等等,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。不少古籍,在每版的中缝下方(即下书口)都记有刻工的名字。这些名字,对一般图书来说,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,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;对特殊的图书,如佛经、佛像等来说,可能是为了积功德,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。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,但是,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再参以记名,就很容易区别;同时,一个人的艺龄,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,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,或者说,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。这样,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,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,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。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。

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,其中所收《南史》,题为元大德间刊本,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,“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《北史》”(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),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,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《南史》残存二十六卷,即《本纪》四至七、《列传》一至五、二十八至三十、三十四至四十四、五十八至六十。王重民先生说:(此本)下书口记刻工,大都为朱敬之、徐进卿、何甫三数人所刻。敬之或署朱苟,或单署敬字(草书似秀字);进卿单署徐字,徐又省作余;何甫或署何,或署甫,何又省作可。又有张(或作弓)、杨(或作木易)、翁、董、章、郑、陈、方、于、洪、良等单字,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,其风格迥乎不同……(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。史部。纪传类》)

可证这个本子是“真为元刻元印”。(同上)看得出,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。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。

就目前而论,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,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(公元947年),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,此像上图下文,末署“匠人雷延美”。原物出敦煌,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。

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,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,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。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,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,除去只署姓,或只署名而无姓者,共一千三百人。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,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,于一九八九年,出版了《中国印刷史》这部巨著。他说:“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,及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,又找出约七百人,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。因宋本蝴蝶装,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,不易看出,所以数字不全。若加入《碛砂藏》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,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,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”

古籍的用纸

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,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,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。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,曾下令说:“古无纸,故用简,非主于敬也。今诸用简者,皆以黄纸代之。”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,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。

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,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,主要是麻纸、竹纸和皮纸。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。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,背面略为粗糙;黄麻纸微呈黄色,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,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,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,很受人们看重。早在唐代,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,故后世又称“草诏”

为“草麻”,宋、元(包括辽、金)刻本,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。

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。所谓澄心堂,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,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。这是一种楮皮纸,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。据说,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,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:“塞溪浸楮舂夜月,敲冰举帘匀割脂。焙干坚滑若铺玉,一幅百金曾不疑。”

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,因其昂贵,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。

宋代开始用竹造纸,称为竹纸。宋人周密在其所著《癸辛杂识》前集《简椠》条中说:“淳熙末,始用竹纸,高数寸,阔尺余者……”竹纸的颜色微黄,故又称作“黄纸”。我国南方产竹,故竹纸多产于南方。福建的麻沙镇,不但印刷业发达,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,所生产的纸即竹纸,称为“麻沙纸”,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,故宋麻沙本多竹纸。竹纸质地较脆。吴、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,南宋陈《负暄野录》认为越地的竹纸“甲于他处”,并且说:“今吴人取越竹,以梅水淋,晾令干,反复捶之,使浮茸去尽,盘骨莹澈,是谓舂膏,其色如蜡。若以佳墨作字,其光可鉴。故吴笺近出,而遂与蜀产抗衡。”这是说,吴人将越地的竹纸再行加工,制成了一种与蜀产竹纸质地相仿的竹纸。

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,也称棉纸,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,质地平滑、细白,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《昌黎先生集》,就是用桑皮纸印刷,是现存宋刻的珍品。

明清以来,造纸技术不断改进,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,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。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,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。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,故称宣纸。这种纸洁白,质地绵细腻,且有韧性,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,故印书、绘画广为采用。后来的“棉连纸”、“料半纸”、“玉版纸”,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。

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,“所用纸,岁从江西特造之,厚者曰‘毛边’,薄者曰‘毛太’……(见《常昭合志稿》)。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黄色,正面光洁,质地较脆,清乾隆以后的印本,多用毛边纸。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,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,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,又称桃花纸,质地细白,有较强的韧性,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,多用这种纸印刷。

再如太史连纸,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,质地则很相近,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。

古代造纸,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,技术不平衡,纸的质量亦各异,但大体掌握了麻纸、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,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。

古籍的印章

古今藏书,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。这些印章,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,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,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。

钤在古籍上的印章,就其类型而言,大体可区分为四类,这就是:①名章,②鉴赏章,③训诫章,④闲章。

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,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。

凡是官方藏书机构,如清代的文渊阁、文源阁、文溯阁、文津阁、文汇阁、文宗阁、文澜阁,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,均称作公章;属于个人姓名、表字、楼阁、斋堂的,则称作私章。

 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,如著名藏书家毛晋,即多用“毛晋”、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毛晋之印”、“毛晋私印”、“汲古主人”、“汲古阁”、“东吴毛氏图书”等,有时亦单用“毛”或“晋”两个单字连钤。另一著名藏书家黄虞稷,也多用“黄虞稷印”、“俞邰”这一名一字的印章。

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、姓名、表字合刻在一起,如季振宜,其一章云:“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”,共九个字。徐乾学的一印章为“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”,亦九个字。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:“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”,共十二个字。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,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: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。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、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,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,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。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,如季振宜就有“御史之章”。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,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,否则,就几乎失去了意义。如《天琳琅书目》卷七的《六经图》,仅钤有“汉阳太守印”。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。值得提及的是,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,即不直接写出名字,而读印章的文字,却能悟出其名。如当代著名学者、书画家启功先生,就有一枚“功在禹下”的印章。大禹的儿子是启,故“禹下”自然是寓“启”字,而“功”又在其下,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?

名章之外,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。如“项墨林鉴赏章”、“莫云卿赏识”、“谨上斋鉴赏章”等,都是直云“鉴赏”或“赏识”,一望而知。有些印章不刻“鉴赏”,如“毛晋秘箧”、“毛晋秘玩”、“晋宝”之类,也应属鉴赏章,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。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,如“墨妙笔精”、“天葩云锦”、“稀世之珍”、“善本”、“宋本”、“元本”、“甲”等印章,都属此类。

古籍上的训诫章,对于官书来说,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。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一著录的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,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,上有训诫章云:“鄂泮官书,带去准盗!”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,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。而对于私书来说,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,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“子孙永保”、“鬻及借人为不孝”之类。

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,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四著录的《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》。上有一训诫章,共七行,每行八字,共五十六字:赵文敏公书卷末云:五家业儒辛勤置书,以遗子孙其志何如!后人不读将至于鬻,颓其家声不如禽犊。苟归他室当念斯言,取非其有无宁舍旃。

古籍的印章,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。所谓闲章,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,而对图书来说,并没有实际的意义。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一著录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即有一闲章云:“美酒饮教微醉后,好花看到半开时。”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》,上有一闲章为:“对此展玩咀嚼,自谓葛天氏之民。”这种印章,就其寓意来说,亦难说不闲雅,但钤在书上,毕竟可有可无,没有实在的意义。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《藏书十约》中说:“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、碑帖、字画、多止钤用姓名,或二字别号,或三字斋名,此正法也。明季山人墨客,始用闲章,浸淫至于士大夫,相习而不知其俗……”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,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。

古籍上的印章,尤其是名人印章,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,因而,常有伪造,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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